揭明朝覆亡真像

jiunn36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名由檢，又稱思宗或莊烈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是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由檢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為萬曆帝不喜歡他的父親，即後來的光宗朱常洛，遲遲不願意立儲、出閣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後，又因為內廷權力爭鬥，即位僅僅一個月時間，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嗚乎。光宗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歲的由校倉促即位，即天啟皇帝。天啟年間，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控制了明朝中樞大部分的文臣武將。他們廣結朋黨，打擊異己勢力，迫害東林黨人。為了廣樹淫威，他們強化特務機關，如錦衣衛和東廠等。舉國上下，政治腐敗、官員昏庸，賄賂公行，財政枯竭。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加之這一時期天災不斷，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兵變接二連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啟七年(1627)八月22日，朱由檢的兄長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無子嗣可立，按兄終弟及的傳位祖制，作為熹宗惟一倖存的弟弟，他幸運地成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像許多享國日久的王朝一樣，在腐敗、貪污、賄賂公行以及流民起義的內憂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勉強支撐著。可以說自始至終，巨大的壓力沒有片刻離開過他的肩頭。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位意欲有所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禎皇帝也曾以中興為己任，力挽將傾之大廈。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剪除長期把持朝政、氣焰囂張的魏忠賢集團。最初朱由檢表面上對魏忠賢及客氏優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賢也在試探新君，九月初，他請求辭去東廠職務、回家養病。朱由檢把他褒揚一番，溫旨慰留。但對地方官員請求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奏疏，卻不置可否，既不責怪，也不批准。魏忠賢只好主動上疏辭建生祠，朱由檢又把他表揚了一通，既保留了原來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賢集團穩住。
　　朱由檢行動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與魏忠賢沆瀣一氣的客氏非常客氣地「請」出皇宮，以剪除魏忠賢的權力後盾和政治幫手。接著朱由檢更換了內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時的親信調入宮中，把內廷控制在自己手裡。這一舉措，向人們發出了魏忠賢即將失勢的信號。原來依附於魏忠賢的一些官員開始倒戈。曾為魏忠賢賣命的御史楊維垣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第一幫兇崔呈秀，措詞雖不激烈，也沒有涉及到魏忠賢，但卻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矚目，人們都在關注著年輕新君的態度。朱由檢沉著應對，既不批評楊維垣，也不對崔呈秀過分指責，只是說：「不得苛求」。這種態度顯然是在鼓勵官員們繼續對其進行彈劾。三天以後，楊維垣再次上書彈劾，說崔呈秀「貪淫橫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辯解，一面循例請求罷免。朱由檢先是讓他聽候處置，過幾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懲罰。
　　幾天之後，朱由檢再以「罪狀明悉」為由，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看見崔呈秀失勢，見風使舵的官員們便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抨擊最為猛烈的是江蘇海鹽貢生錢嘉徵，他數列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一併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傷民財；十通關節。魏忠賢得知消息後找到朱由檢，他痛哭流涕，連呼冤枉。
　　朱由校讓內侍官給他誦讀錢嘉徵的奏章，魏忠賢聽得魂飛魄散，請求辭職養病，以圖保全自己的地位與財富。朱由檢批准了他的請求，命他回家「調養身體」。此後朱由檢迅速調整宦官的職權，命令王體乾掌管東廠印、高時明掌管司禮監司，改調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安東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控制了內廷局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朱由檢發佈告說：「魏忠賢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將他貶謫到中都鳳陽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貶至浣衣局。」天啟七年11月6日，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自縊在阜城的一家客店裡。這一天，離熹宗去世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崇禎元年，朱由檢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接著朱由檢對依附魏忠賢集團的文武官員進行了大清洗，有的處死，有的下獄，有的罷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職等。魏忠賢閹黨集團被徹底剷除，一時朝野整肅。
　　在剷除魏忠賢閹黨勢力之後，崇禎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圖重振朝綱，整飭邊防，實現明朝的中興。崇禎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於明帝國積重難返，很多問題並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為並不意味著就能有所為。再加上他本人面對驚濤駭浪、內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錯誤，在治國的策略上出現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最終敗亡。
　　他試圖嚴禁宦官干預朝政，卻重蹈覆轍。天啟7年11月，崇禎帝下令罷除了各邊鎮太監。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以防內臣與廷臣結黨營私。然而瞬息萬變的時局，很快讓朱由檢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崇禎二年(1629)11月，朱由檢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12月派司禮監太監沈良佐等提督九門和皇城門、李鳳翔提督京營。崇禎六年四月，派司禮監太監張其鑒、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監管糧倉。崇禎九年6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參與司法監察，十二年命司禮監太監崔琳參與兩浙地區的鹽課及各項賦役事務。到崇禎十四年八月，他甚至親臨太學，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勢力除在崇禎即位之初短暫的受挫外，在崇禎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參與明王朝的軍政事務。宦官行使監察之權干預政事，在明代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激化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影響了各級官員行政的積極性。《明史》對此評價說：監軍的宦官們侵佔軍餉，握有精兵，不是用來打仗，而是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貪生怕死，往往臨陣逃脫，諸位大臣恥與為伍。
　　他力圖在官員隊伍中樹立正氣、打擊朋黨，卻事與願違。崇禎二年，朱由檢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復東林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把他們比喻為屈原、岳飛，鼓勵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與獻身精神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隨著宦官勢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後期黨爭已經成為一種病垢陋習，複雜的派系黨爭以新的面目呈現出來。崇禎一朝，官員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日甚一日。朱由檢曾慨然長歎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他一邊破格用人，一邊濫殺將帥。
　　明代選官取士，率重科舉，逐漸形成了「非科舉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定制。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飽讀科舉學業的進士縱有滿腹經綸，往往與現實需要脫離太遠。他不拘於考課陞遷的定例，注重實際才幹。親自從地方官中考取錄用官吏，破格選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縣、推官進入翰林院。如崇禎二年，後金兵臨城下，翰林庶吉士劉之綸上疏直言禦敵之策，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崇禎三年，僅僅職任教諭的宋一鶴，因率軍有方，先是被提升為兵部員外郎，再升為天津兵備僉事，又以平賊有功，升右僉都御史，至巡撫湖廣。
　　崇禎九年後，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談闊論或禦敵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陳新甲，萬歷時舉人，崇禎中因戰功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出入邊關，後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直至兵部尚書。為了網羅更多的人才，朱由檢還准許宗室子弟應試授官，重申「保舉」之制。
　　在軍事征戰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許高級官員因戰事或組織管理軍兵的需要，發放一些臨時的任命狀，代行管理之責，然後根據札委官的表現，以決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時，朱由檢對文臣武將的要求又極為苛刻。他實行「錯一事則罷一官，丟一城則殺一將」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將地位多麼顯赫，不論是否曾經立過多大的赫赫戰功，只要出現差錯就立即處死。崇禎一朝，共誅殺總督7位、巡撫11人，包括三邊總督鄭崇儉、薊遼總督袁崇煥、南畿總督熊文燦和畏罪自殺的楊嗣昌等。
　　面對貪風熾盛的腐敗現象，崇禎帝也曾痛下決心，整肅朝綱。崇禎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等監察官們切實負起責任，認真糾察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實際上他確實又拿不出懲治貪污的有效辦法，百官仍然肆無忌憚地貪污納賄。李自成進北京時，農民軍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動用嚴法酷刑，數以千萬計的銀兩從皇親國戚和貪官肥將的嘴裡吐了出來，亦可見明末官員貪污數量之龐大。
　　崇禎帝反對空談，倡導經世濟民之學。他對科學技術特別是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認為西學可用以拯救時弊，強兵救國。因此他不僅自己了解、學習，還鼓勵大臣們學習傳播。徐光啟、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學習西學的佼佼者。崇禎帝對西方天主教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吸收一些傳教士為朝廷服務。這些舉措，雖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卻也促進了明末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繁榮，算是辦了一件好事。
　　儘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大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運行，政治腐敗、經濟衰微、軍事羸弱，已積重難返。加上崇禎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無力回天。在農民義軍和滿清貴族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行駛在黑風惡浪的航道上，只能漸漸沉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