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願為了國家賣身的日本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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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認為兒女是家長的個人財產，家長有權力決定子女的終身，無論是買賣還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國的法律制訂律令的時候，就把中國法律中的“十惡”中禁止近親買賣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惡”改成了“八虐”。日本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日本買賣兒童和近親結婚的情況十分普遍。很多窮人由於生活所迫，都會把孩子賣掉，特別是江戶時期，人口買賣的情況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於交不起年貢，就拿子女當作抵押。
　　日本販賣兒女主要的對象還是女兒，在日本的封建社會後期，娼妓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多女孩被賣掉之後都會成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這些女孩維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記載顯示，普通的農村女孩賣給妓院只能換到十三兩錢。即便如此被賣掉的女孩也毫無怨言。因為她們接受到的教育就是為了家的利益，為了孝敬父母，犧牲自己的幸福是應該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為了家庭而被賣掉，不僅沒有人鄙視，甚至還會受到人們的稱贊。日本有一個賣身奉養母親和弟弟的女子，還因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認為武士為領主、大名家服務是奉公，仆人為主人服務是奉公，而女人出賣肉體同樣也是奉公。明治時期，明治維新之元勛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國《每日新聞》記者提問的時候說，“我不希望廢除遊廓”，這裏的遊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來說，做妓女是高尚的，因為她們是為了盡孝道才去出賣身體的。
　　當時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買賣少女的行為，其實這種事情還是普遍存在的。雖然日本人表面上說是“出賃”，但這個事情的性質依然是買賣，而且很多父母也願意為了幾百元而賣掉女兒。他們和買賣少女的經紀人談妥之後，經紀人會付給父親一筆錢，然後把女兒留下。女兒之後需要做的就是靠出賣身體賺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愛之後，女兒都能拿到一些小費，用這些錢就可以逐漸還清這筆債務。不過一般都需要幾年的時間，除非遇到有錢人，願意付出一大筆錢把少女從妓院買回家。這對於日本的賣淫女來說，是一個美麗的夢。雖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對以上的現象頗有微詞，甚至有些人還提議取締它，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表示無所謂。那些喜歡光顧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員還建議應該讓妓院更加繁榮，以此帶動消費的動力，增加國庫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訂的“遊廓政策”，導致當時的日本人大約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國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到了明治時代，妓院的繁盛情況不僅沒有減弱，甚至還借助“中日甲午戰爭”而更加興旺。歷史記載顯示，在1894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之時，日本的軍人在一年之內就在人口只有10萬的出兵港口廣島，留下了2000多個私生子。
　　明治後期，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嫖娼的情況也因此更加嚴重。有人在當時做了一項調查，在吉原遊廓的門前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統計一下進入遊廓的嫖客人數。在晚上八點到九點，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歲以下的大約有50人左右，14~17歲左右的大約是170人左右，17~24歲的大約500人。當時的年輕人後來回憶嫖妓的經歷時說：「那時逛妓院就像上廁所」。
　　明治時期色情業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提倡的“遊廓政策”一樣，當時的明治政府對遊廓表示出了相當的支持和保護。當時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廢除遊廓”，被日本人男人視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認的“色男”。據說平時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藝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藝妓出身。伊藤博文認為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
　　明治時期之後的大正時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大正時期沒有多久，但是這一時期卻將嫖娼業發展到了極致。明治後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經營為主，而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相繼出現，數量比公娼多出了兩倍還多。昭和時期，由於日本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更令日本的色情業出現了驚人的突破。賣女兒的情況在此時最為嚴重，“慰安婦”制度也在此時出現。
　　由日本長久以來的娼妓歷史中，就可以發現色情的繁盛和衰敗和日本社會的經濟、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同時也和日本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有著一定的關系。日本男人為了主人犧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則為了男人奉獻身體。漸漸的，男人為了國家犧牲，女人為了戰士獻身，都成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這也為日本妓女為了國家經濟海外賣淫，為了鼓舞軍人的鬥誌而做慰安婦奠定了基礎。
　　明治時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農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針對日本經濟實力不強、資本積累不夠、在國際上影響甚微的情況，提出了“富國強兵”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再一次發揚了他們的傳統，從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覺得既然為了家庭可以賣身，那麽為了國家賣身又何嘗不可呢？於是甘願成為日本政府振興國家經濟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稱為“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了海外。據1911年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被人們稱為“南洋姐”。
　　“南洋姐”這個稱呼，如果使用中國漢字寫的話就是“唐國行”。“唐國行”指的是從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大正中期，那些遠離家鄉到外國賣身的日本妓女。當時在西伯利亞、中國內地，東南亞各國，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這些日本妓女的籍貫以九州的天草島、島原半島最多。
　　雖然當時中國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現，不過上海、香港、關東地區、南洋地區則是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時的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數大約是700人左右，而這裏的設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館，其餘的就是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雜貨鋪。香港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903年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在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當時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而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根據統計顯示，關東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占到當時日本人人總數的一半還多。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5000多個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另外從上世紀初年以來，妓女就開始聚集到南洋地區，當時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采，南洋地區經濟十分繁榮。日本的妓女到來之後，憑借她們的溫柔和美麗很快就成為好色男人們的寵兒。
　　日本著名的人販子村岡伊平治在他創作的《村岡伊平治自傳》中，談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馬尼拉等地開設妓院的經歷。他說：「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不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日本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當時日本妓女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響。
　　“慰安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日俄戰爭之後，“慰安婦”的作用就是為了滿足日本軍人的獸欲，以便提高軍人的戰鬥能力。1904年12月日本軍人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1905年這條街上的飲食店，組織開設了專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的妓院“醉雷亭”。雖然“醉雷亭”不是軍隊經營的，不過這明顯是對軍隊表示支持，也是後來“慰安所”的雛形。
　　在戰爭開始之後，日本軍隊每到一處便會首先建立兵營以及慰安所。所謂“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席圍成一個小屋，然後在地上鋪一塊褥子而已。每當“慰安”的時候，在“慰安所”的門口都會排著長長的隊伍。日本的士兵為了節省時間都會先把衣服脫掉，由於慰安婦的數量有限，所以軍隊需要輪換。一個慰安婦在3個小時裏，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軍人。
　　遭到日軍官兵野獸般蹂躪的慰安婦，情況十分悲慘。在被稱為“色性地獄”的慰安所裏，很多慰安婦在躺下之後，就再也沒有站起來。有的被虐殺致死，有的不堪蹂躪自殺身亡。如果稍有不從或是反抗，日軍輕則施以饑餓，重則用軍刀割她們的乳房、剁她們的手腳，甚至讓狼狗把她們一片片撕爛以警告其他人。
　　雖然“慰安婦”在日本侵略軍中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到1963年，日本每日新聞社的記者千田夏光才在偶然間發現了一張以1938年徐州會戰作為背景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上，穿著冬裝的日軍隊伍裏卻有兩個穿著和式服裝的年輕女人。日本軍法是不允許女人隨軍的，那麽這兩個女人是誰？於是千田夏光開始了相關調查，在經歷了5年的調查之後，終於把“慰安婦”公諸於世。他著寫的《從軍慰安婦》一書出版之後，轟動了全世界。
　　“慰安婦”的問題從此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逐漸了解了慰安婦的種種悲慘遭遇。日本“從軍慰安婦”是日本妓女之中命運最淒慘的一種妓女。在日本慰安婦中，雖然也有一些風塵女子，不過最多的還是因為家裏貧窮而欠債的農村女孩。日本政府對這些家庭做出了允諾，只要把身體當作交換條件去戰場做慰安婦，就可以把欠債一筆勾銷。
　　在運送慰安婦去海外的時候，她們的代名詞是“軍用品”。她們就和真正的軍用品一樣，一旦到了戰場，就不再有人在乎她們的死活。一般在2000~3000人的日軍部隊中，只配備五六個慰安婦，這些女人要給大多3000個男人提供性服務。常常因為連續接客數量太多，使很多慰安婦大小便失禁，甚至一些慰安婦剛剛生過孩子，也要繼續為軍人提供性服務。
　　慰安婦女們忍受的折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她們是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者。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戰爭中，創造了歷史上數量最龐大的“戰地妓女團”。這些“慰安婦”基本都會被疾病、饑餓、屠殺、自殺奪去生命，即便生存下來的人，也終身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中。
　　美國國務院在2004年6月14日，發表了2004年度《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其中指出了日本國內存在嚴重性奴隸問題，這是美國首次就這個問題對日本進行抨擊。日本每年的色情業收入大約是900億美元。日本每年性行業的交易額，已經占了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這和日本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
　　面對日本龐大的色情業市場，再次證明了日本國民對色情行業的支持態度，這也是造成日本性奴隸嚴重的根本原因。日本國會議員表示，造成日本色情業如此猖獗的原因，就是因為日本社會是男性支配的社會，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社會結構使日本社會對色情業的存在並不在乎。由於國際社會上的壓力，日本的色情業曾經進行了多次改革，不過卻是越改越繁盛。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是妓女輸出最多的國家。日本政府也十分清楚妓女是不符合“文明開化”精神的，但是日本為了國家的利益，一直持支持色情業的態度，直到秘魯船“瑪麗盧斯號”事件發生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明治政府在1872年10月2日，公布了“娼妓解放令”，又稱“牛馬解放令”。娼妓、藝伎等仆役按照法律規定得到了解放。不過這次的解放是由於外界施加壓力造成的，並不是日本自願的，所以雖然娼妓得到了解放，卻只是表面現象，背地裏依然如故。娼妓和色情業主的關系，不過是由過去一次性契約的形式，改成了定期租賃的形式，人權依然沒有得到保障。色情業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到阻礙，反而更加順利。
　　1880年第二次萬國廢娼聯合大會向日本政府遞送了廢止公娼制度的公告，並邀請日本政府派代表參加大會，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大正時期，有人再次提交了廢娼議案，又遭到了否決，理由是“收入較少的獨身男性需要政府公認的賣春地帶”。另外日本帝國的國土擴張也需要妓女來安慰士兵。1946年在美國占領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敦促下，日本警視廳發布了“關於廢止公娼制度的文件”。日本人的狡詐在文件中顯露了出來，文件稱：「不承認賣淫為合法的工作，但有一個例外，不禁止個人為了生計而自發的賣淫活動」。這看起來像是取締了賣淫活動，其實只是私娼取代了公娼。
　　日本權威辭典《廣辭苑》中，對“公娼”的解釋是“得到了公家承認的合法娼妓”，而“私娼”的解釋則是“沒有得到公認而營業的娼妓”。那麽按照這個解釋理解的話，這個文件的意思就是“曾經是合法的公娼賣淫現在不合法了”，而“曾經不被承認的私娼賣淫現在合法了”。1985年日本的色情業又進行了一次改革。日本政府這一次發表了“賣淫防止法”，這個法律針對的只是賣家，處罰的對象主要是“助長賣淫的行為”。意思很明顯，想要繼續賣淫就必須改變形式。
　　日本的色情業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黃色娘子軍”為日本的原始積累、經濟輸出、軍事侵略作出的“傑出”的、慘烈的奉獻更是不可忽視。擁有悠久歷史的日本色情文化，還深深影響著日本人民的“性觀念”和價值取向。荷蘭學者伊思·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書中把日本稱為“無罪性娛樂天堂”，妓女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樣，對一個民族文化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響。日本的作家野阪昭如在《色情者》小說中，稱妓女在日本文化環境中對男性具有“母親”的象征主義。
　　在日本不論是平民還是政府，都對色情文化十分寬容，而現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隸等等問題，正是因此才不斷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