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反腐風暴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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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乾隆中期以後，最高統治者在懲貪立法中的隨意性和嚴重失誤，使吏治立法形同虛設。皇帝真正深信不疑的是「以吏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處於從屬地位，經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廢法，最終必然加重整個吏治的腐敗。雍正帝享國日短，也是其反腐見效的歷史之幸。
　　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一，雍正皇帝並沒有放假休息，而是一口氣下了11道詔書，申明官僚職掌及為官之道，歷數官場積弊和官吏肆意侵吞的嚴重罪行，要求採取一切手段，懲治官員犯罪，追補虧空，清查錢糧。繼位不過40天的雍正帝如此心急火燎，決意下猛藥整肅官場，當然事出有因。雍正帝的父親康熙帝在位61年(1661~1722)，號稱盛世，但官員貪腐之風，已愈演愈烈，上下欺蒙，互為掩飾，積年累月，越虧越多，使得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日益虛潰，國家收支嚴重失衡。到康熙末年，僅戶部的虧空就達250萬兩白銀，地方虧空更為嚴重，康熙帝駕崩時，大清朝的戶部銀庫(相當於國庫存銀)只有區區800萬兩。
　　雍正帝繼位前，當了40多年皇子，他自己承認事事不如乃父，唯對官場知之甚詳，對官吏貪汙納賄風氣認識甚深，認為其危害遠非殺人、強盜之類罪案可比。一旦大權在握，可以乾綱獨斷，他自然要迅速推行內心篤信的政治理想了。雍正開出的第一道「猛藥」，是在中央成立特別機構會考府，負責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錢糧奏銷事宜，審查重要支出項目，清算出入之數。
　　康熙朝不是沒有懲治腐敗，但康熙帝為人較寬仁，吏治也是先嚴後寬，通常不願重辦貪官。雍正則不同，他繼位後即明確宣佈：凡康熙寬宥者，他都決不寬恕。在登極大典前，內閣擬了一道《登極恩詔》，依前朝慣例，開列各部官員虧空，要求新君恩免。雍正帝認為，此種虧空，不是受上級勒索便是個人貪汙，「既虧國幣，復累民生… …此朕斷斷不能姑容」。他在《登極恩詔》上幹脆明言，對此類官員要嚴予清查，按數退賠，絕不能助長貪官汙吏的僥倖心理。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諭令成立會考府，由其最親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及大學士白潢、左都禦史朱軾會同辦理，成為清查退賠、察核錢糧、糾參貪腐的權威機構。他還對首席大臣允祥放出狠話：「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親自查出。」顯然是要一竿子插到底，決不虎頭蛇尾。
　　沒想到諭令下達了一個月，中央各部仍拖拉觀望，企圖逃避清查，一些官員也對設立會考府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要慎重立法以防流弊、多了一道衙門反而多一道手續等。雍正不得不在二月二十五日再下諭令，嚴厲督促。皇帝動了真格，會考府不能不認真地開始察核工作了。他們首先以主管錢糧的戶部為清查重點，結果很快查出戶部歷年實際虧空白銀250萬兩。主持會考府的怡親王允祥恰好也總理戶部事務，他深以追補為難，請求以戶部所有雜費逐年代扣，約計10年可以賠付清償。雍正帝不同意，勒令歷任主管官員及屬吏賠償150萬兩，另100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三年內還清。
　　重點清查戶部的同時，會考府還嚴格察核工部奏銷事項中有關黃河水利、浙江海塘等重大工程的錢糧數目。比如，四月十九日會考府駁回工部送來的康熙六十年(1721)黃河各處工程奏銷錢米之請，因為在察核中發現，趙世顯任河道總督時，桃源(今江蘇北部泗陽縣)、宿遷等三地河工每年耗銀約15萬兩，比前任河督的同類開支多出整整一倍。同一工程，歷年水勢並無異漲，而奏銷錢糧為何多寡不均，且有增無減？經過追查，果然發現趙世顯剋扣治河工料，侵吞錢糧，於是立即重刑治罪。
　　會考府成立後近三年裏，任事大臣嚴格稽查，經辦各部院奏銷錢糧事共550件，有96件被駁回核改，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七，可見還是有成效的。被駁回的申請中，工部有多達58件，時廉親王允祀任工部尚書，自然難辭其咎。雍正很清楚，止貪之法，不可專責之下吏，若是貪官，其位愈尊，其害愈大，而旁人愈不敢言。因此即使是王公貴族、高級官員，他也決不放過。康熙第十二子允裪曾管過內務府事務，虧空錢糧，積欠甚多，事發後被責令將家中器物鋪列大街上變賣以賠補，真的是傾家蕩產。康熙第十子允哦因賠不起虧欠亦被抄家。至於八旗貴族、內務府總管等，只要犯事，更難逃重罰。
　　會考府在追補虧空、清查侵貪方面的業績有目共睹，雍正對之也十分倚重，但到了雍正三年(1725)九月，他卻出人意料地下令裁撤會考府。到底這是為什麼呢？後世學者認為，不完善的制度設計以及雍正初年政治鬥爭形勢的變化，是造成會考府突然無疾而終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總理會考府王大臣允祥，本身兼管戶部事務，他深得雍正信任，而管理工部的允祀，與雍正則素來積怨甚深。由此可以理解，為何戶部需要奏銷的事務數量遠多於工部，但送會考府察核的卻遠少於工部，被駁回的申請也以工部為最多。
　　雍正繼位之初，朝野上下對其接班的正統性、合法性爭議不斷，他急需改革財政弊端、集中財權，以鞏固皇權，故以少數親信執掌會考府，是唯一的選擇。三年已過，六部尚書幾乎都換成了雍正信得過的人，會考府這種由皇帝的私人「專任」的機構已不合時宜。同時會考府自身因權力過大，逐漸走向異化，從反對貪汙腐敗的急先鋒，變成被貪官腐蝕的重點對象，以至於「會考府公費銀」很快就成了地方官必須交納的「部費」。雍正由此看到了侵貪之難治，腐敗之難除，而不能不採取更為嚴猛的辦法和手段來澄清吏治。
　　在清查中央各部的同時，雍正也責令各省大張旗鼓地開展對錢糧的清理，要求上至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將軍，下至道、府、州、縣正印官及參將、遊擊等武職官員，不分滿漢，一律清查，徇私之官與貪者同罪。但是各地大規模的錢糧清查，一開始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因康熙朝後期多年的姑息，地方官吏貪贓枉法已成積重難返之勢。雍正即位之初，據稱督撫、布按二使等一級封疆大吏，「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塵不染者僅一二人而已」。以各省督撫為首的各級大小官吏，盤根錯節，上下串聯，官官相護，攻守同盟，結成了十分強固的地方勢力，用各種手段抗拒中央的指令。
　　對地方大員們的種種伎倆，雍正帝心知肚明，在前述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頒發的11道詔書中，他便歷數各官虧空作弊的手段。既然「下有對策」，雍正的出招就更為猛烈了。具體措施包括：革職離任催追、抄家籍沒、制定「分賠著賠之例」、株連宗族親友賠償、禁止借口讓地方百姓代賠、因罪自殺者著落子孫家人追賠等。總而言之，杜絕貪官汙吏把退賠贓款的責任轉嫁或變相轉嫁到地方百姓身上，使貪贓者在經濟上無處遁形。
　　一時之間，各地大員因虧空革職、查封家產者比比皆是，計有：湖廣佈政使張聖弼及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原直隸巡道(按察副使)宋師曾、江蘇巡撫吳存禮及布政使李世仁，等等。僅雍正元年一年裏，被查處的地方官即達數百之多。雍正二年，閩浙總督滿保奏稱：「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湖南巡撫魏廷珍亦奏一省屬員「參劾已大半」，而直隸全省官員原任者更寥寥無幾。
　　實際上終雍正一朝，這樣的官場風暴幾乎一天都未停止過，且懲處越來越嚴厲。到了雍正十年(1732)，直隸總督李衛說，全省府廳州縣官員，在任三年以上的屈指可數，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職的人太多了。雍正對地方貪腐官員大範圍的革職追補、籍沒家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震動。一些對時政不滿的人有「朝廷重聚斂而懲盜臣」之說，民間更議論雍正帝「好抄人家產」，連市井斗牌也流行所謂「抄家和」的打法。
　　面對非議，雍正帝不為所動。他說，這不過是「貪贓犯法之徒，畏懼抄沒參劾，是以造作此語傳播遠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自雍正三年起，雍正帝對貪腐之官繼續窮追不捨，在抄家籍沒之外，又加上嚴刑誅戮。規定凡侵欺錢糧白銀一千兩以上者，照監守自盜律處斬，貪汙軍餉者一律處斬，不準特赦。
　　當年四月，福建巡撫黃國材奏請將貪劣之樂縣知縣朱燦英「擬絞緩決」(也就是有機會減刑為流放等)，雍正帝不許，諭令「擬絞監候」，「將其虧空之事審明，從重完結」。雍正六年(1728)，山東巡撫黃炳、按察使余甸因收受陋規，被擬絞監候。次年，山東巡撫塞楞額收取門包銀2000兩，部擬絞監候，後來塞楞額在限期內將所受銀兩如數交出，部議免死減等，雍正帝不許，稱「只因塞楞額受恩最重，而負恩最深，既已巧取貪婪，又復飾辭狡詐，無恥卑汙已極，故特加追罰，以示創懲」。
　　從雍正元年到九年(1723~1731)，對全國各省的錢糧清理行動規模之大、波及之廣，在整個清代也是絕無僅有的。期間先後清理了戶部和各府寺監的庫存，地方府州縣的錢糧，處理懲治了幾千名貪官汙吏。雍正四年，責令曾任淮關監督三年、貪汙十七八萬兩銀子的慶元自裁；第二年，任夔州(轄境在今重慶市奉節縣一帶)知府時敲詐殘殺大批鹽商的四川按察使程如絲論死，程的後臺蔡珽(曾任四川巡撫)定為斬監候；雍正十二年(1734)，河南學政俞鴻圖因「納賄行私」處斬。以上種種，都是當年轟動一時的大案。
　　雍正年間聲勢浩大且窮根究底的懲治貪腐行動，基本清除了康熙朝後期的腐敗弊病，對官場侵貪的積習，給予了沈重打擊，一舉刷新了大清朝的吏治。而追補虧空的直接財政效果也相當明顯：至雍正末年(1735年前)，戶部銀庫積蓄多至6000餘萬兩，是康熙後期國庫存銀的八倍多。當時記載稱「倉庾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國家財政窘迫的狀況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朋黨是雍正帝上臺後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當時對吏治影響最關鍵的因素之一。打擊朋黨，是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那時候有三股危及雍正專制皇權統治的朋黨勢力存在。一是以廉親王允祀為首的所謂「皇八子黨」，對雍正威脅最大，其黨羽佈滿朝廷內外，得到許多重要的皇親國戚和權貴大臣的支持；一是因擁戴有功而迅速強勢起來的，以年羹堯、隆科多為代表的權臣集團；還有一種與前兩者性質不同，但卻更為普遍的朋黨現象，通稱科甲黨援，即龐大的官僚隊伍中因師生、同門、同年、鄉鄰、故舊等關係而形成的夤緣(即攀附巴結)、請托、朋比之風。
　　雍正帝先後發動三次大規模的打擊朋黨運動，每一次打擊朋黨，都與整頓吏治互相呼應、彼此聯動。雍正元年四月，雍正帝剛開始親臨乾清門禦政，即諭令諸王大臣以朋黨為戒，明白指出諸大臣和宗室內都有「立黨營私者」。為此他不惜施以威脅利誘兩面手法，警告說若怙惡不悛，定將「執法誅戮」，若「惟知有君」「改過遷善」，則「亦有令名」。可見，他把反對朋黨與強調忠君聯繫在一起了。
　　第二年七月，他又頒布《禦制朋黨論》，一反其父康熙帝對歐陽修「君子同道為朋」之說的贊成態度，反而將之斥為「異說」，特別聲明「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言下之意，他絕不給人臣結黨提供任何可乘之機。《禦制朋黨論》出臺後，雍正帝加快了打擊朋黨、整飭吏治的步伐，允祀、年羹堯、隆科多等是首當其衝必須徹底剷除的勢力，他們的眾多羽翼，也要一併剪除，以消弭可與皇權抗衡的任何潛在力量。
　　當時各朋黨集團都在加緊擴張，尤以年、隆勢力膨脹最快。年羹堯的地盤主要在陜甘川三省，他歷任四川巡撫、川陜總督十餘年，後又繼任撫遠大將軍，長期坐擁重兵，手握西北軍政大權，儼然割據一方。他還與隆科多聯手，視吏、兵兩部為虛設，每遇文武員缺，隨意任用私人，時稱「年選」和「佟選」(隆科多出自滿族大姓佟佳氏)。
　　雍正帝當然不能坐視朋黨勢力壯大，乃作斷然處置。允祀與年、隆諸人招兵買馬之時，免不了擅權納賄、貪贓營私，雍正多次藉故譴責允祀失職，最終革退其象徵宗室的黃帶子，將之囚禁至死；又從懲治「貪婪之罪」入手，公佈年羹堯貪墨(即貪汙)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隆科多貪婪之罪十六，名正言順地相繼將二人拿下。從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撫、布按二司及中高級武官等，凡與朋黨有牽連的均被更調，乃至落入法網。雍正三年六月，在嚴厲清算年羹堯之罪行時，雍正帝又趁機對川陜兩省吏治進行大清理。
　　雍正一向認為，「懲其吏之小者，不若懲其吏之大者」、「以待有司之法，施之於大臣」，這與如今流行的反腐不僅要「打蒼蠅」，更重要的是「打大老虎」之說，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舉剷除了年、隆兩大朋黨勢力之餘，雍正帝還著力打破科甲黨援之風。他之所以痛恨後者，是因為許多科甲官僚「只知有科甲，而不知有皇帝之諭旨，只知有科甲，而不知有上司之憲檄」，這些官僚之間朋比為奸，已成為貪贓枉法、虧空財政的直接誘因。到了雍正五年(1727)六月，雍正帝特許開捐納為官，拓寬仕途，以此杜絕科甲之弊。有現代史家評論道：雍正為了杜絕官場偏弊，寧要捐官而不用士大夫，他認為士大夫易於結成朋黨，朋黨既被取締，官僚從此對皇帝忠誠不貳，這就使雍正朝不同於前朝，實施的是一種一元化的官僚政治。
　　在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爭幾乎史不絕書，也往往是造成政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相對於康熙朝後期而言，雍正帝通過整治官風、清除朋黨的舉措，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吏治的「弊絕風清」。所以乾隆年間的大學問家章學誠(1738~1801)曾讚許說：雍正帝正官風、清吏治、懲貪墨，使居官望風革面，「實為千載一時」。
　　清代中前期的康熙、乾隆二帝，不僅在位時間之長為古代帝王絕無僅有(合計121年)，且均以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而彪炳史冊，故有所謂「康乾盛世」之美譽。但康、乾兩朝後期，官場貪腐痼疾卻都迅速而明顯地惡化，似乎不能脫離「盛極而衰」的軌跡。對於康雍乾三朝吏治，論者有云：「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飭，滿清恐早衰亡。」康熙末年之衰微因為雍正朝的振作而得以復興，乾隆末年之衰微卻使清朝步入萬劫難回的不歸路。由此觀之，雍正治國雖只有短短十三年，卻是承上啟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其中嚴猛治吏的成功，功不可沒。
　　皇權強化和嚴猛治吏，是雍正帝區別於康、乾二帝治吏之道的最大特點，康、乾懲貪均失之於先嚴後寬，而雍正得之於嚴懲不懈。綜合整治與單純懲辦，是雍正治吏與康、乾治吏的又一區別。雍正之前，順治帝只注重嚴刑峻法，一味嚴懲，康熙帝嚴懲貪官的同時，雖已注意獎廉，褒揚清官，但均未從制度上和經濟上探究官吏之所以侵貪的原因所在。而雍正帝從當時官僚低俸制的實際出發，寓疏導於懲治之中，提取耗羨(「耗羨歸公」，即將附加稅改為法定正稅，以打擊地方官任意攤派)，設置養廉銀，以提供「不必貪」的必要條件。追補虧空、懲治貪污、耗羨歸公，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健全財政體製造成的制度性危機，促使政府財政狀況好轉，也為吏治清明奠定了必要的經濟基礎。至乾隆中後期，雖亦實行養廉制度，但由於雍正年間改革不徹底，養廉銀數目長期固定化，而盛世繁榮之下，通貨膨脹加劇，致使養廉銀不足以養廉。乾隆帝又缺乏持續性的制度創新，故造成了吏治腐敗更甚。時人即諷刺說：「養廉者，其名；養不廉者，其實也。」
　　康雍乾三朝均重視吏治立法，實行重典治吏，懲治職務犯罪，嚴查貪官污吏，已經由單一的職制或刑制，開始轉向有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政法制，這在中國立法史上是一大進步。清朝第一部行政法典《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敕准修纂，「會典乃當代憲章，與律令相表裡」「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具有極大的權威性。雍正二年，即開始纂修《雍正會典》，以增續前一部《會典》所載的典章制度。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又修訂《乾隆會典》，並首次制定會典則例，成為清朝中前期最完備的一部會典。
　　康雍乾三朝的行政立法，最富創造性的是吏治的立法。朝廷從行政法典、部門法規、特別具體規定以及刑律等方面，都把治吏放在首位，因而形成了一套包括官員考試選拔任用、行政考績和法紀監察的系統職官法。重典懲貪，是上述吏治立法的核心，《大清律例》中的「六贓」，除常人盜贓、竊盜贓外，其餘各贓的犯罪主體均專指官吏。
　　如枉法贓，即官僚收受賄賂又違法斷事所犯罪，處刑很重，收受白銀一兩以下，杖七十，達80兩即絞監候；不枉法贓，指官吏收受當事人財物而沒有違法斷事的犯罪事實，處刑比前者輕，但受贓達120兩以上，仍要處以絞監候。其餘可據此類推。乾隆五年(1740)的《大清律例》還規定，凡收財之官除名，受財之吏罷役，而且永不敘用。
　　總而言之，康雍乾三朝趨於完備的吏治立法，成為一種硬約束，形成「不敢貪」的巨大壓力，使各級官吏即使有貪婪之心，亦無貪婪之膽、貪婪之力。然而法久生弊，康、乾中期以後，最高統治者在懲貪立法中的隨意性和嚴重失誤，使吏治立法形同虛設。究其根源，還在於人治傳統與君主專制體制的根本局限，即「形式上的法治，本質上的人治」。皇帝真正深信不疑的是「以吏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處於從屬地位，經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廢法，最終必然加重整個吏治的腐敗。
　　若從這個角度看，雍正帝當國日短，在位十餘年間，吏治猛藥仍能持續見效，官場風氣得以清明，也算是他在歷史上的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