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節前的「太平輪」沈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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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戰爭後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發起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解放了東北、華北大片土地，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最終退到臺灣。一些軍政官員、商界大佬、社會名流便攜家帶口，準備搭船逃往臺灣。
　　說起「太平輪」，還有一番複雜的來龍去脈：1946年，當時的輪船招商局(性質是國有企業)從美國打包購買了19艘大遊輪，每艘17萬美元，還附帶送貨上門，大舉殺進航運業。一夜之間，上海灘就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航運企業好幾十家，就連湯恩伯、杜月笙等也插上一腳。「中聯輪船公司」靠著與陳儀及輪船招商局總經理徐學禹(徐錫麟之侄)的浙江同鄉情誼，得到了「太平輪」、「華聯輪」等3條船，做起了航運生意。「中聯公司」的後臺老闆是周曹裔、龔聖治、蔡天鐸、馬世燧和周慶雲5個浙江寧波老鄉，其中一個股東蔡天鐸，就是臺灣電視節目《康熙來了》、《今天不讀書》、《愛的故事》的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父親。
　　1920年下水的「太平輪」，原是美軍的一艘軍備運輸船，載重量為2050噸。在美軍使用期間，船身已經被改裝得輕巧單薄。1948年7月14日開始，由「中聯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塢公司租用，往返於上海和臺灣基隆之間。在「太平輪」運行初期，主要是運送往返上海與臺灣基隆的公務人員、眷屬、商人、遊客等。在1948年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間，「太平輪」還臨時為國民黨軍隊徵用，在遼沈戰役中作為補給船，運送過國民黨軍人和傷病員，還有食品、武器、彈藥等。
　　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太平輪」又成為一艘「逃難船」，至1949年1月27日最後一班，「太平輪」共行駛了35個航班，運送上萬人員，還有槍炮彈藥、坦克車和黃金、珠寶、文物等。可以說，由於承載了那段歷史聚合在一起太多不堪重負的東西，最終使得「太平輪」不太平，迎來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海難。
　　當時上海有多家航運公司都有船開往基隆，但臨近春節，其他船都不開了，「太平輪」成了春節前開往基隆的最後一班船。「太平輪」出事前的最後一趟航行原定的開航時間是1949年1月26日。因為1月29日就是大年初一，去的人想到臺灣過除夕之夜，船員也想早一點趕回來與家人團聚。輪船開往基隆一趟大致需要兩天三夜60個小時，如果1月26日起航尚可在年前抵臺過除夕，所以有些人早早買了26日的船票。
　　「太平輪」一共設有一、二、三等船艙，分設在船體的三層，實際座位只有508個，所以有姓名等基本登記的乘客也只有508位。許多乘客在1月26日就拿著船票，帶著家人或行李來到上海外灘的碼頭，準備登上「太平輪」。然而，船方卻不讓乘客上船，只是告知：「本輪因故延期至1月27日上午起航，請乘客改日再登船。」
　　延期開船的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因為這趟船是春節前上海開往基隆的最後一班船，想搭乘的人很多，因核定的船票已經賣完，於是有的人就找門路、托關係，甚至拿出金條以高於原票價數倍甚至十多倍的價格，以求購到一張船票。而有些人則由於地位高、名氣大，通過托關係或找門路就直接上船，使船上的乘客加上船員猛增至近千人(其中有票乘客508人，船員124名，無票者約300多人)之多。人一多拖拉的時間就長，船方一時難以安排艙位和開船時間。
　　二是「太平輪」不僅要拉人，還要運貨。「中聯公司」的運輸合同上記錄的東西除了《東南日報》的100多噸貨外，還有中央銀行秘書處等單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賬冊231箱，業務局賬冊525箱，上海各金融機構的保險冊、信用狀、報表等1317箱，甚至還包括一輛陳果夫的別克轎車。而那些跟客人隨行的貨，也是門類眾多，數量不少。如有往來商行為臺北迪化街商舖準備的南北貨和中藥材，有鐵絲、洋釘、小五金，還有北京榮寶齋的玉器、書畫、珠寶等，都要一件件裝上船。
　　三是有些船員也不願意在春節期間出海，因為這樣他們與家人無法團聚，他們要求過了春節再開船，怠工了幾個小時。
　　時間延遲到1949年1月27日下午兩點，由於各方面情況複雜，溝通非常不便，等協調得差不多了，已經到了傍晚。看看人都上船了，貨也裝好了，但此時「太平輪」船艙的水位線已經很低，船上甲板已與碼頭齊平，人可以直接爬上船甲板。主要的原因不僅是人多，而且有一批鋼筋大大超重了，當鋼筋裝了150噸時，船的載重量就已超過了。因此船長要求停裝，但因船運公司此前已收了600噸的運費，只好硬著頭皮裝上去。結果使輪船累計載重量高達2700多噸，足足超載了650多噸。
　　直到傍晚6時一刻左右，「太平輪」才吊起鐵錨，徐徐離開碼頭，沿著黃浦江向吳淞口方向駛去。當時天色已漸漸轉暗，但「太平輪」船長既不讓開燈，也沒有鳴笛。因為自解放軍逼近長江時，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1月5日就發佈了《關於在戒嚴期間的水上宵禁令》：每天下午6點到次日早晨6點不準在海面航行。「太平輪」在晚上6點多鐘開船，已屬違反「宵禁令」了。如果又開燈、又鳴笛，大搖大擺地往前開，說不定就要被水警攔下來，輕則罰款，重則扣船不讓走了，所以只好不聲不響、偷偷摸摸地往前走。
　　「太平輪」還算順利地出了吳淞口，就到東海的海面上了。船長下令開足馬力，加快航速向浙江舟山方向駛去。當晚正是春節前，輪船裏準備了許多年貨，有酒有魚肉有水果，供乘客買和船員們享用。沒想到船員們幾杯酒下肚，有些人就神魂顛倒了，有的人擅自脫離工作崗位，還有的人躲到角落裏打起了瞌睡。
　　災難正一步步地向「太平輪」逼近，而船艙中的乘客也沒有覺察到什麼，有的甚至還沈浸在歡樂之中，但這種歡樂很快就要結束了。時針指向1月27日夜11時45分，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附近洋面時，在抵該海域的白節山(此山是座僅有0.5平方公里的小島，最高海拔120.7米，並建有燈塔，因山上盛產中藥白朮而得名)附近時，雖然海面上無霧無風、浪也不大，但「太平輪」竟鬼使神差般地與由基隆載貨來滬的「建元輪」相遇，在雙方沒有亮「應急燈」和鳴「警示笛」的情況下，突然「轟」的一聲發生激烈互撞。
　　「建元輪」屬於益祥輪船公司，1919年由挪威廠家建造，是中新紗廠總經理榮鴻元買來用以做運輸生意的，一直往返基隆上海運輸物資。就在剎那間，載著2700噸煤炭、木材的「建元輪」被「太平輪」呈丁字形攔腰撞進一個大窟窿，海水「嘩」地向船艙內倒灌。「建元輪」被撞後，船員們紛紛跳水向「太平輪」求救，由於是載重船下沈很快，「建元輪」不到一刻鐘船就全部沈沒了，船上有72名船員被海水溺斃，只有一位三副和一名炊事員被救至「太平輪」上。
　　「太平輪」本是有搶救事故的條件和機會的，在事故發生後，附近有艘「盛京輪」曾收到「建元輪」發出的求救信號，並詢問「太平輪」是否需要救援？但事發後回到駕駛艙的「太平輪」船長的回復是「沒事了」。「盛京輪」便開走了，等於錯失了一個機遇。特別是「太平輪」上掛有10多艘救生艇，本來放下來可自救數百名乘客。也許是大家心裏慌了，竟沒有一艘被船員或乘客放下。在前艙沈沒後10分鐘，船的左側也開始下沈。當時救生艇上擠滿了想逃生的乘客和船員，但卻沒人想到割斷繩子… …
　　不想，「太平輪」急解救生艇不成，船長發覺艙內也已經進水，便以全速向附近一個小島駛去，但此時船身已漸向右側傾斜，船速也越來越慢。更要命的是船上突然發出「轟」的一聲巨響，原來是鍋爐發生了爆炸，有的人被氣浪衝進海裏，也有的人趕緊跳海逃命，但絕大多數落水者均因當時天寒而凍死或溺斃。
　　最後的結果是，在「建元輪」沈沒45分鐘後，「太平輪」也於1月28日0時30分跟著沈沒了。海難發生後不久，一艘名為「華爾蒙哥號」的澳大利亞軍艦剛好路過此海域，他們見狀立即投入救災，並救起35名(30男5女，30名男性中包括2名「建元輪」船員)乘客，但有一位女性因體力不支死亡。1月28日淩晨3時許，由海岸電臺轉發了「太平輪」出事前發出的最後呼救，但時值戒嚴期間，「中聯公司」只好延遲至早上5時後才進行營救探查工作，他們向軍方借用一艘登陸艇，於1月28日上午駛往出事海域；當天下午1時30分，公司又向「中央航空公司」租用飛機一架，派員飛至出事地點，但因水深浪急，登陸艇在白節山燈塔附近四處兜查達5小時之久無果，包機也在該處上空低飛觀察2個多小時，只見海面上有一層黑色燃油漂浮水面，毫無遇難者跡象，只得返回上海。
　　最後官方發佈這次海難事故的獲救人數是36人，有932人遇難，損失極為慘重。「太平輪」沈沒的事件發生後，在亞洲甚至在世界航運界都是一個大事件，讓很多有關的人與無關的人都感到很痛心。對這起讓世人震驚的大災難，許多媒體都作了報道和評論。其中《大公報》在《輪船失事原因》一文中分析：造成此次災難的原因首先是抗戰勝利後輪船大量增加，船員素質低下，僅持準考證就可駕船；其次船運公司不註重救生設備，「中聯公司」的華聯輪10條救生艇有9條漏水… …
　　浙江《東南日報》在《太平輪事件的社會因素》社論中更是認為：「這次事件的原因很多，第一是不負責，無紀律。在現今社會上早已成了風氣，一般心理上說人命如兒戲是一個基本原因… …社會的缺乏進步與沒有秩序皆由於此，於是貪汙、昏聵、敷衍、草率、淩亂、暴戾之氣，攪成了一團，太平、建元二輪的駕駛人員只要有一方面能夠兢兢業業，就不致造成如此巨禍… …第二、概自通貨膨脹後加政治腐敗以來，狡黠之徒無不以事業為工具，以欺詐為手段，以投機為目的，只要結納官場，負緣金融之門，便可有業皆企,無機不投… …他們只具有一種目的，便是怎樣才能賺得更多的錢。就說歷來肇禍的輪船公司吧，哪一家不是由於乘客逐額，超載過多、設備簡陋、人員氾濫、管理腐敗所致… …」
　　事故發生後，遇難者家屬們分別在上海和臺灣地方法院起訴「中聯公司」，向船方要求賠償。1949年4月5日，臺北地方法院開審「太平輪」沈沒案，「中聯公司」總經理周曹裔到臺灣後，提出以公司所屬的「華聯輪」向臺灣銀行抵押現金120萬新臺幣，作為償債的抵押品，後該公司將所屬的「安聯輪」也向銀行抵押了30萬現金，作為支付「太平輪」事件賠款。但賠償實際執行起來非常困難，當時幣值很亂，物價飛漲，有的人為保險起見，幹脆拿到80擔白米，也有的遇難者家屬僅拿到四五美元。由於時局混亂，還有許多人甚至連一分錢賠償金也沒拿到。
　　1949年4月6日，上海地方法院開審「太平輪」沈沒一案。原告有416人，他們在法庭上要求給每位遇難者賠償3500萬元，並盡快打撈死難屍體。法庭初步查明：這是一起責任事故，首先是船方為了賺錢，嚴重超載。其次是據有關人員出庭作證：事發前「太平輪」船長不在駕駛艙內，負責開船的大副和二副喝酒賭錢，把掌舵重任交給三副。然而在事發時，三副因尿急到衛生間方便去了，沒在駕駛室裏。「太平輪」當時處在「無人駕駛自由行」狀態，從船長到大副、二副、三副，沒有一個人在現場掌舵，才導致直接撞向迎面開過來的「建元輪」。
　　而「建元輪」也有駕駛人員工作責任心不強，脫離工作崗位；為趕時間抄小道走，遇到險情處理不及時等一些直接的責任。當然還有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發佈的「水上宵禁令」，讓兩船都摸黑行駛，甚至連輪船桅桿上的信號燈都沒有亮，這也是間接重要的責任。面對這麼大的賠償數目，「中聯公司」根本無力賠償。另外，「中聯公司」投保的兩家保險公司華泰和鴻福，事發後都宣佈倒閉，更是讓法庭無可奈何。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國民黨政府在上海的法庭不復存在；當時解放戰爭還沒結束，南遷的國民黨政府根本無力與中共方面溝通，「太平輪」沈沒一案審理便停止了，所有證詞、文件後來多數保存在上海檔案館；臺灣地方法庭則保存著臺灣方面訴訟文件和賠償紀錄。
　　那兩艘被扣押的「中聯公司」所屬、由澳大利亞製造的輪船則被鐵鏈鎖在海港上，天長日久銹跡斑斑變成了兩堆廢鐵。